还有什么是确定的？-程磊的财新博客-财新网

9年前，我在做“中国的海外热钱”这组报道时，接触到了以下两位采访对象：凭着一份上海地图，刚庆祝在纽约生活20年的老丁完成了在国内的第一次房产投资，当时他以每平米8700元的价格买下了位于上海繁华地段的一间200平米的办公室；还有一位叫老朱的加拿大华人，在北京望京的宝星国际一期买两套150平米的住宅，当时还嘟囔：怎么身边都是韩国人。

10年前，“相当多的华人也希望买房改善国内家人的居住条件。”这是一个复杂动机下的复杂行为，投资、投机、故乡、汇率诸多因素裹挟进来。老朱是因为夫人的家人住在望京西园，而夫人一直希望回国发展，自己对此也有不小的意愿，只是时机还未成熟。趁着便宜，先给家人改善下居住环境，自己也预留一个居所。

老丁的动机是，当时妻子的爸妈还在上海，在妻子的故乡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：能在另一个家族迅速形成良好的口碑。既是投资、也是一种姿态。而且，当时美国长期贷款利息持续低迷，老丁抵押自己波士顿的房子做二次贷款的利息只有4.3%。再加上美国住房贷款利息抵税的政策，实际利率只有3.2%，上海写字楼租金回报率大约在5%左右。“如果用3.2%的利息从银行借钱买房，就算房价不涨、人民币不升值都有得赚。”

华人在回国置业，动机通常都是“落脚点式”的驱动。多年下来，他们发现了一个“真理”：不动产是财富保值的最佳工具。时隔多年，当我再次通过朋友联络到二人时，奇迹发生了。老丁和老朱，去年8月，在伦敦东南部的加拿大水沿岸的一个名为Maple quays的住宅项目各购买了一套公寓。当我询问他们彼此是否认识时，老朱哈哈一笑：“我们是同一天去签的合同，当天认识，现在是哥们。”

目前仍在10年前那家华尔街的基金投资公司工作的老丁，已成为公司高管，两个月前在新加坡购买的一套价值2400万人民币的公寓是他最大的一笔投资，而这笔钱，几乎完全来源于过去他在内地的房产投资的全部收益。老丁承认自己是中国高速增长的受益者。“中国这个超级经济体的高速膨胀并没有匹配到相应的制度，更没有去为此作出相应的分配制度安排。那个时候的获利可以说门槛很低，我把那些收入称之为制度性收入。”而谈到为何从去年开始便不再在国内进行房产投资，老丁说：“完全出于财富安全的考虑。”

他还提到了不久前世界经合组织发布的一个最幸福国家的排行榜，这个著名智库用11个类别来结构幸福指数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有关生活满意度，构成生活满意度的是收入、工作时长、健康和国家提供的福利。老丁说，中国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国，也从未受访。但从这些指标来看，中国一定不在最幸福之列。

几天前丁朱二人还在泰晤士河边的一家日式料理店小聚，聊到的话题除了准备把孩子送到伦敦上中学，更多与国内匪夷所思的限购、限制房价有关。老丁和老朱，代表了这样一类人：受益于这10年来中国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红利，他们的财富日渐增多，需要寻求更保值、至少更安全的投资方式。

我问了老丁一个与采访无关的问题：你觉得你的财富在国内受到了哪些威胁？老丁不假思索的说，什么原罪的说法跟我没关系，我大学没毕业就去了美国，在国内从未产生过消费之外的税。我比那些企业家更有理由觉得安全，可当你这么想的时候，就会觉得，肯定是某个环节出问题了，才让他们觉得获得财富有隐患。而对于我来说，威胁来自于相似的不确定性。就好比全世界都确定宪政对于一个国家民主与自由的重要性，我们居然还要去围绕一个太阳从东边升起的事实喋喋不休的争论。争论的人恰恰都是那些能改变国家发展进程的人，还有什么是确定的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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